肆意生长

　　1992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，是变革之年。

　　这年1月18日至2月21日，邓小平南巡，发表著名的“南方谈话”：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，敢于试验，看准了的，就大胆地试，大胆地闯。针对“姓资姓社”之争，他提出了三个“有利于”， 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当年10月，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，确定了“以公有制为主体，个体经济、私营经济、外资经济为补充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”的方针。

　　“士农工商”的“商”不再是末流，一批主流精英纷纷下海。根据相关数据，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，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。用嘉德拍卖、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的话说，这一批企业家，是“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、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”，他们被称为“92派”，包括陈东升自己，以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、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、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、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等。

　　制度也在进一步规范。1992年5月，国家体改委出台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，1993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《公司法》。

　　陈东升说，这两个文件一出，自己的“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学习毛主席红宝书(一样)揣在我的兜里。”“当时其实看不懂，什么企业的分拆、关闭，稀里糊涂，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的，自己没搞懂抄上去，抄了就报。”

　　也正是制度的一步步规范，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民企里有了雏形，92派成为现代企业的试水者。

　　冯仑也认为，这是92派和84派极大的不同。后者在没有法律支撑的背景之下，先有公司，后有公司法，大家没有产权概念，个人做了极大的牺牲，因此，熬到最后的人也比较少。

　　92派则慢慢了解如何治理公司。《公司法》规定，董事长当法人，“公司的治理变成大家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，这很重要。有预期，这个行为大家就可以博弈了，怎么开董事会、股东会，怎么分红，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了。”

　　1997年，亚洲金融危机，国有企业面临困境。国家经贸委出台《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》，提出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，搞好大的，放活小的”。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，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，民营企业顺势而为，迎来窗口期，形成了“国退民进”的格局。

　　民生银行研究院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团队统计称，在1998~2000年的三年中，国有企业数目减少了42%，下岗分流人数高达3000多万人，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。房地产、钢铁、水泥、化工、装饰材料等行业中出现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身影。

　　据2002年的《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》，在过去的四年中，有25.7%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“改制”而来；前身是国有企业的占25.3%，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.7%；有60.6%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。

　　从1991年到2001年，私营企业数量、注册资金、户均资本金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.08%、64.81%和 23.58%。私营企业的税收年均增长80.33%，成为各种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、发展最快的部分。

　　2001年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次年，中共十六大提出“毫不动摇地鼓励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”，措辞进一步变化，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明确。之后，《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相继出台，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被放宽，垄断行业、基础设施领域、金融服务业等对非公经济放开。

　　在这些年中，新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。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、肆意生长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、搜狐等迅速崛起，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、张朝阳等人成为企业家“99派”的代表。他们的企业从建立之初就遵循现代企业制度，产权明晰、结构健康，他们所需要面对的，是来自更广阔天地的市场风险。

　　互联网企业，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，在中国入世后的这场全球化进程中，享受了劳动力、全球化、城镇化以及互联网的红利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。另一方面，民营企业也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残酷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，外向型民营企业受冲击极大。根据相关数字，在这年上半年，有6.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，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。

　　根据相关数据，截至2012年，全国个体工商户突破4000万户，民营企业相较十年前增长了3.46倍，从业人员增长了1.03倍，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、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双双超过60%。